有些男女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以后，曾经确定了婚姻关系。可是，在临近结婚之前，这门婚事却发生了危机:有的是由于一方被招工、上大学，看不起原先在农村所找的对象了，于是单方面声明解除婚约。有的是由于一方的工作岗位变了，比方说，由原来的半脱产干部变成了脱产的正式干部，由一般干部变成了领导干部，暗自掂掂份量，觉得身价比对方高了，牌子比对方亮了，于是就转弯抹角地与对方绝情。许多青年同志对这种现象很气愤。他们批评这些人是“新时代的陈世美”。我认为，群众的谴责是公正的。

这些被称之为“陈世美”的人(这里有男也有女)，但他们有一件新式的思想武器，就是“婚姻自由”。有一个原先在农村工作的女青年，同一名复员军人柑爱，当她顶替父亲前往某个医院工作时，曾经一再向男方表白，她不会变心，不会见异思迁。男方轻信了她的诺言，在她走后，帮助她及其家庭克服了许多经济方面的困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女青年在单位里转了正，还当上了团组织和工会的干部，这样一来，情况异了，思也迁了，女方变了心。当组织上和同志们给她做思想工作时，她却振振有词:“国家宪法规定婚姻自由，一个女青年可以找十几个男朋友，从其中挑一个，这是我的自由。”这里，也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何题。“婚姻自由”难道就是这个女青年所理解的那样吗了？

事实告诉我们:“婚姻自由”这个口号，在反封建的斗争中，是有积极意义的，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应该肯定。同时，对于这个口号，又有着两种世界观的不同理解。我记得，列宁在给友人的几封信中，曾经谈到过对恋爱自由的不同理解。他认为，无产阶级对恋爱自由的理解是，摆脱钱财的要求和宗教的偏见，摆脱父母之命和反动法律的束缚。青年男女应该追求爱情，同时，这种爱情应该是严市的，负责的。列宁接着说，在现代社会里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恋爱自由就是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列宁指出，必须把无产阶级的观点，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截然分开，并与之相对立。你看，列宁同志这些观点，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青年正确认识婚姻恋爱自由吗?

那么，某些青年在恋爱、婚姻问题上采取轻率的态度，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?

我想，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出于对社会地位的考虑吧!在某些青年看来，被招工，上大学，或是提了干，就意味着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别人高了，牌子比别人亮了，就可以作为傲视别人的资本、“自由”地抛弃恋人了。我们说，这种观点，实在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。在我们国家，某些人当工人，某些人当农民，某些人上大学，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，而不是意味着彼此有了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。在我们国家，当人们说某个同志的社会地位提高了，那是指这个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，作出了贡献，从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。我认为，这才是对于社会地位高低的正确认识。

其次，大概是出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。有些青年在恋爱时，把经济状况提到首位来考虑，这种观点，实在是对爱情缺乏正确的认识。男女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，除了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外，更主要的，还要看双方思想是不是一致，感情是不是好。古往今来，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太多了。人是能够积极地改造环境的。有志气、有出息的青年，应该为着改善我们国家的面貌积极斗争，并在这个斗争中寻求情投意合的爱人，结成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对于那些在恋爱过程中遭到不幸的同志，社会舆论理应给予同情。但是，就有些同志本身的一些情况来讲，也应该吸取教训，如果我们对有些“告吹”了的恋爱作一番分析，就会发现有些青年男女往往对爱情作了肤浅的了解，他们不懂得真挚的爱情与虚伪的爱情的区别。真挚的爱情是男女双方由于政治、思想、感情的一致发展起来的，它包含着对心爱的人的劳动和职业的尊重，包含着对爱人的命运的.责任感，以及对于社会负有教育后一代的义务。如果双方的爱情能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我想，轻率退婚的事情可以少一点了吧。